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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科恩在《逮捕》中談到羅馬尼亞需要面對共產主義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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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夏天,一名建筑師和他的家人在裸體主義者的海灘度假,被羅馬尼亞可怕的秘密警察的兩名警官帶走問話。他們答應第二天把他送回監獄,但當他被關在一間牢房里時,他發現自己被暴露在殘酷的現實中——和邪惡的背叛——共產主義時代羅馬尼亞的生活。

《逮捕》是安德烈·科恩(Andrei Cohn)的第二部作品,改編自他與亞歷山德魯·內戈耶斯庫(Alexandru Negoescu)合寫的劇本。該劇由亞歷山大·帕帕多波爾(Alexandru Papadopol)和尤利安·波斯特爾尼古(Iulian Postelnicu)飾演兩個獄友,他們陷入了一場精心設計的貓捉老鼠的游戲,審訊者在一起精心策劃的反政府陰謀中搜尋同謀者的名字。這部電影由Mandragora和Iadasarecasa制作,并得到羅馬尼亞電影中心的支持。它在卡洛維·法利電影節上放映。

科恩說,《逮捕》描繪的是“我們當時生活中的這出芭蕾舞劇”,當時普通的羅馬尼亞人都在努力維持正常生活的虛構情節。導演向不同的人講述了自己作為一個在警察國家長大的叛逆青年所感到的愧疚,以及羅馬尼亞人在試圖面對過去時仍然面臨的困難。

卡羅維·法利的競爭影片《未來之人》的相關導演費利佩·里奧斯

“逮捕”發生在近40年前,許多羅馬尼亞人可能會忘記這段時期。是什么啟發你拍一部關于那個時代的電影?

這是由我對那段時間的愧疚感造成的,因為我什么都沒做。想象一下,年輕的時候,聽著朋克音樂,同時又服從一切——這并不容易相處。這就是為什么,為了擺脫一部分罪惡感,我做了這個。我決定拍一部關于一個像我們一樣的普通人的電影。我的確切意圖不是談論英雄或持不同政見者。它與它們無關。是關于我們其他人的。它真的與一個真正的持不同政見者或英雄時刻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可能是我。可能是我們中的任何一個。

兩位主演都非常出色;尤其是Postelnicu,它的表演令人著迷。這是一部對他們要求很高的電影,因為他們的動作,以及電影的動作,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你是如何為波斯特爾尼庫和帕帕多波爾的角色做準備的?你有沒有利用監獄里那種幽閉恐怖的感覺來激發他們的激情?

坦白說,我們排練了很多次。我們排練了好幾個月,整個夏天都在排練,直到深秋我們開始拍攝。從那以后,我沒有想過在這個小房間里拍攝30天會有多難,在黑暗中拍攝了這么多天。拍得一點也不好看。通常,當你在拍攝的時候會有一定的刺激;有日落和清晨。這只是一個黑暗的場景太久了。這就像在做一個社會實驗,而不是在拍一部合適的電影。這確實影響了他們的表現,這個拍攝環境。但我沒有提前想過。

你說這部電影是出于內疚。在那個時候,你是如何看待自己與這個政治體系的關系,以及你認為自己能夠或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關系的?

這對我來說沒什么特別的。我的故事和其他許多人的故事一樣。我的父母與這個政權沒有任何關系。我沒有,因為那時我還很年輕。一切結束時,我大概17歲。但與此同時,回顧過去,像世界上任何一個青少年一樣,我有一種自由的感覺,聽著叛逆的音樂。但與此同時,我的記憶從學校,從你乞討買東西的地方。這種對比確實給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這就是這部電影背后的情感故事。

那是你長大后和父母討論的時期嗎?當你能夠從這個角度回顧過去,了解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他們現在談這個嗎?

我們談了很多。關于這部電影,我可以說,他們不喜歡用這種方式來刻畫我們。不知何故,這部電影讓我們失去了英雄。這可不是鏡子給你看的好東西。這就是我與他們之間的關系,以及我對那個時代的描繪。但坦白說,這是80年代的故事。很少有人采取行動,以某種方式(反對政府)。如果你看到帕帕多波爾,你會發現他比波斯特爾尼庫還要高大。他本可以做點什么,但他沒有。在我描繪那個時代的方式中,我和我的家庭有某種緊張關系。

我想,其他經歷過那段時期的老觀眾也會對這部電影產生抵觸情緒。你認為這個故事與今天的羅馬尼亞有什么關聯?

我相信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承認我們沒有按照我們想要的方式行事。我們想要記住自己的方式。我們拍的所有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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